一场私奔的前前后后
观前提醒：
- 这是一篇回忆录，里面的事情大多数是真实发生的。但文章也有不少演绎的成分，我不对其中任何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我不希望文章的某些部分给人一种对簿公堂的感觉。
- 这些年里有许多对我产生过影响的人 —— 包括我的绝大部分朋友 —— 并没有出现在这篇文章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来说不够重要，而是因为我不想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把他们作为一个 NPC 写到我的故事里面 —— 之前提到过，这篇文章是有一定演绎的成分的，所以里面的人物更接近于小说而非纪录片里面的人物。
- 这篇文章并没有太多的内容讨论是如何申请数学系的 PhD 的，我之后应该也不会写类似这样的教程。这主要是因为申请在我看来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事情，每个人的经验都只有极其有限的部分可被他人借鉴，像我这样的转专业申请就更是如此。但话说回来，如果我能更早地接触到一些转专业的申请者，申请的过程也会少很多焦虑。所以如果有人有类似的申请需求的话，我非常乐意随便聊聊。
- 这篇文章比较长，大概有一万八千字。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讲究，基本上是梦到哪里写到哪里。省流：没有省流，我把这篇文章喂给 deepseek 之后它卡住了。不过如果要跳着看的话，“2024.1.20 犹他大学，图形学实验室”一节记录了我和导师的矛盾，这是导致我转学的直接原因；“2024.10.26 犹他大学图书馆”一节记录了我转学的深层次原因；“2025.1.28 家”一节的结尾交代了我之后的学校。
2023.2.7 香港机场
在最后一班飞往 Heathrow 机场的飞机起飞之后，人来人往的香港机场逐渐沉寂下来。然而和我一样因为过夜转机而逗留在航站楼里的过客却并不少见，登机口边的地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疲惫的旅人。我找了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安顿下来，把书包当作枕头，脱下外套盖在身上，像个 downtown 的 homeless 那样准备小睡一会。香港寸土寸金的精神忠实地反映到了国泰航空的座椅空间上，长达十三个小时的国际航班几乎是一种酷刑，一整天没睡觉的我早已精疲力尽。可对陌生环境的警惕却让我无法安然入睡，而一想到明天我就终于能够回到杭州、见到久别的朋友们，我也兴奋地睡不着觉。为期五个月在犹他大学的访问终于只剩下了最后一程。
我坐起身来，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背靠着窗外香港的夜色，开始阅读在美国访问时所作的记录。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旅行，美国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需要按按钮才会变绿的红绿灯、几乎找不到五层以上建筑的城市、永远只有我和司机的公共交通、来自完全陌生的人的早安和晚安，以及那句我至今都没有搞明白其含义的问候语“Have a good one”。
读着读着，我发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整整五个月的访问记录竟然没有一条提到我的工作的，这着实让我感到不安。如果我想在明天的航班起飞之前补上几笔的话，大概还是有一些东西好记录的，比如这是我第一次写一个超过一万行代码的 C++ 工程，怎么说也是一个小里程碑了。但既然当时没觉得有记录的必要，现在再做自我粉饰也无济于事了。事实就是，在过去的五个月里，我并没有做出太多让我觉得值得记录的事情来。导师对我的进度倒是挺满意，并把我推荐到了他在 UCLA 的朋友那里，两人向我承诺今年一定会给我一个 offer，即使不是 UCLA 的 offer，他们也会在这几年申请到 funding 之后把我转学过去。
我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模式：我努力做好某件事情，我得到了某种成就，别人羡慕我，我反思，我发现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过去五个月的访问也不例外。不过这次我至少实现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我拿到了出国读书的机会，终于可以逃离杭州这座冬天寒冷、夏天炎热、全年都很潮湿、完全不适合生活但我已经生活了二十二年的城市了。这当然是值得庆祝的。但除此之外，我却完全开心不起来。当我走上图形学这条路的时候，我希望本科没有学数学的遗憾能够得到解决。但现在看来，图形学尽管是计算机各个分支中比较硬核的一支，和真正的数学却没法比。我安慰自己，也许只是这次做的项目比较简单，正式入学之后事情会有好转 —— 虽然就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事情真的会有什么好转了。
五个月以来的记录终于翻到了最后一条，这一条很长，是关于在来美国的飞机上遇到的一个女孩的。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如何呢？我想搜索关于她的信息，却发现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只记得她是北京人，从高中开始就在美国读书了，现在在 UCLA —— 总之，是个不属于我所生活的世界的人。实际上，如果不是疫情让机票的价格翻了好几倍，恐怕她不会像我一样挤经济舱，我们也就不可能遇到并有所交流了。
“从古至今所有国家的富人无不在思考同一件事情：如何把自己的财富长久地流传下去。把钱转换成产业，总有经营不善的可能；把钱转换成权力，终究会受到社会的惩罚。诸如此类的方法由于痕迹太过于明显而时常被普罗大众所鄙视。而在现代，教育的产业化正在以一种难以被察觉的方式加速着阶级的固化，因为他们竟然使得阶级的固化不仅合法，而且看起来合理了……很难有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不公平的现状……”
看着之前写的评论，想象着当初我坐在 LAX 的候机室里愤怒地敲击着键盘的样子，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这里面的许多论述完全经不起推敲，但最关键的一点是，我对于自己究竟在羡慕什么并没有清晰的认知。想到这里，我在当时的记录后面补上了一段评论：
“美高和美本的教育也许有值得推崇的地方，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尤其是我这样的做题家。这个女孩最让我羡慕的地方，其实是她的家庭为她的人生提供的容错能力。托福想考几次就考几次，如果遇上疫情封考场，还可以跑到斯里兰卡去考；选择专业可以完全不考虑就业的问题，不想学了也可以随时换；毕业之后是回国工作还是留在美国都无所谓，没有人会跟她计算留学的成本……
“而我做大部分事情都只有 one shot。当然，对于那些善于把握机会的人来说，一次机会就足够了。在浙大，我见过许多真正的小镇做题家，他们凭借着自身的努力最终也一步一步地取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让我颇自惭形秽。如果一个人每次都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亦或者是安于现状、对于各种选择没有太大的偏见的话，他也的确不需要第二次机会。
“只不过，那些只有一次机会的人一旦在某些重要的人生节点上犯错，可能就要花费一辈子时间来自我救赎……”
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 —— 《天黑黑》，孙燕姿
2019.6.7 东信大道 76 号
寝室的一切都乱了套。书本和笔记不在书桌上，衣柜的柜门不在合页上，座椅的椅背不在椅子上，而我穿着运动鞋，直接躺在室友的床上，大脑一片空白。
我的父母在收到我的消息之后很快就来了。我对他们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对我也没什么能说的。小时候，我偶尔会犯错，但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父亲总会笑着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考试考的不好，从来就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但是此时此刻，就连一向乐观的父亲也有些慌张了。我们就这样在散落着书本、文具、桌椅碎片的寝室里沉默着。母亲没有说话，默默为我收好了准考证。
如果数学考卷真的很难，以至于我做不出来，我恐怕也不至于如此绝望。毕竟如果我做不出来的话，绝大部分人应该也做不出来，这种情况反而对我是有优势的。
可问题在于，我居然看错了题目。而被我误读之后的题目还挺有挑战性，让我以为是浙江命题组今年整的新活，以至于一直死磕着想要解出来。因为在这道题上耗费了太多时间，最后的两道大题我几乎完全没做，前面的填空和选择也没有好好检查。
这可是高考啊。
“情况究竟有多糟糕？”父亲打破了沉默。
我摇了摇头。
“肚子饿了吗？要不先吃饭？”母亲问道。
我点了点头。
2019.6.13 浙江大学蒙民伟楼
“下一道题，说一说你们最敬仰的一位和计算机相关的人物。”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位上了年纪但看起来很精神的女教授平静地说道。后来我知道，原来她就是陈越姥姥。
与我一起面试的七个人，有四个是杭二中的，虽然我和他们不熟，但基本上也可以当作主场作战了。我并没有急于抢答这道题。一方面是我还停留在高考结束的恍惚之中，即使是刚过完的十八周岁生日也不能让我马上回到现实中来；另一方面则是我认为这种题目似乎越到后面说越能体现我对计算机科学的了解，毕竟让我随便说八九个计算机科学家也不成问题。
于是我靠在椅背上，摆出一副悠闲的姿态听剩下的人说。他们说的和我认为他们会说的大差不差。有人说艾伦图灵，看来《模仿游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位被遗忘的天才；有人说博纳斯李，估计是提前准备过，毕竟就连我这样经常关注相关新闻的人，考 NOIp 2016 初赛的时候也不知道当年的图灵奖得主是谁；有人说迪杰斯特拉，显然是个 OIer，虽然这个名字的发音并不正确；还有人说周昆的，以后高低是个处级干部。
轮到我了，我心里大概有两个人选，一个是 Donald Knuth，TAOCP 才写到第三卷，图灵奖的评委就按捺不住想借着这个机会把他的图灵奖发了，他对理论计算机的贡献是全方面的。他和任何一个学科的先驱一样，是一个天才、全才；另一个则是 Linus，他并不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而是一个程序员，但他把写程序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成为了程序员的神，围绕 linux 系统的绝大部分开源软件都有他的参与，互联网上至今还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传说。（P.S. 这是一篇回忆录，所以这里所写的一切仅代表当时的我对于当时的他的看法，不代表我现在的看法，尤其不代表我对其政治观点的认可）
我想了想我是怎么一路走到这个面试的现场的。高考结束之后，我冷静下来估了一下分数，浙大的工信大类靠裸分应该是进不去了。我在浙大的选拔和复旦的选拔之间犹豫了很久。一方面，复旦是更好的学校，是父亲的母校，也有强势的数学专业，高中的时候我就把复旦一年级本科生的数学课自学了一遍，如果没有在高考犯错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它；而另一方面，浙大也是一所大学。
不论怎么考虑，我似乎都更应该去参加复旦的选拔。可问题是，如果复旦的选拔失败，我靠高考的裸分是没有什么在浙大选专业的自由的，而浙大转专业又非常麻烦，搞不好我会在机械、材料这种我完全陌生的专业里度过四年 —— 靠，我该不会去学农学吧？或者去更次一档的学校，不过浙大下面是什么学校来着？华科吗？
当我犹豫的时候，结果就已经注定了。我是一个懦弱的人，从来不敢在重要的选择上冒险。我知道我需要的并不是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而是在作出妥协之后安慰自己。我告诉自己，就算选择了数学，最后大概率还是得转码 ——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而且写代码好像也没有那么无聊吧？高中两年信息学竞赛的经历还是挺有趣的。只是……没有“只是”了，我必须集中精力把日子过下去了。我需要一个理由甚至一套理论来说服我自己。于是我说：
“我心中最敬仰的和计算机相关的人是 Linus，他不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而是一个程序员，是许多开源软件的作者……”
“虽然做程序员不像很多科学家那样伟大，但也是很有意义的。我时常想，如果我死以后我写的代码能够在成千上万的机器上持续运行很多年，这也是一种不朽吧。”
对面的老师们赞许地点了点头。
但是我真的说服我自己了吗？
2024.5.27 卡塔尔多哈
“爸，妈，有个事情我想跟你们说一下。”
“嗯，你说。”
“好的。你们可能知道，在美国的某些州大麻是合法的，我在旅游的时候……”
我去，为什么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这么蠢呢？
此时的我靠在多哈机场外的椅子上，浑身酸痛，发誓再也不买这种转机时间超过十小时的挂壁机票了。原本想去多哈市区逛一逛，但跟着卡航的导游出去转了一圈后我发现我来的不是时候。由于卡塔尔的沙漠气候，这里的人们习惯于从早上的六七点工作到下午的两点，此后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到晚上七八点才会逐渐热闹起来。
人们总在讨论波斯湾的石油，却忘了波斯湾说到底还是一个海湾。多哈岸边的海水带着一抹淡淡的绿色，跟我在别处见到的都不同，也许这是我潜意识认为水里有石油导致的错觉。可实际上这里的水质应该不差，毕竟渔业是卡塔尔仅次于石油的最大产业。多哈的海边并没有什么风，烈日下的徒步格外艰难，我原本计划去卢塞尔体育场看看，由于炎热的天气和舟车劳顿，最终也只好作罢。
更加让人难受的是，当我回到机场准备去候机室的躺椅上趟一会的时候，却被告知再进入机场要等到飞机起飞前六个小时，于是我只好在机场外面硬邦邦的座椅上待着。这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人们说，当你想要让别人接受一个惊人的事实时，可以先编造一个更惊人的假消息，趁对方还在震惊之中，再告诉他你真正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这样有了前面的铺垫，原本惊人的事听起来也就没有那么惊人了。那有什么事情比我即将要告诉他们的事情更糟糕呢？恐怕也只有那些最不可触碰的底线 —— 比如吸毒。然而当我在机场的椅子上排练可能的对话时，却发现话从我的口中说出是那么愚蠢。
我还不如直接告诉他们：“我不想继续读博了，我要去申请数学的 PhD 项目。”
当然，这和吸毒也没差多少。两者都是慢性的自杀，只不过吸毒更致命罢了。
父母老了。上一次和他们视频通话，我才发现他们的牙齿已经很稀疏了，父亲的头顶也做了植发手术。幸运的是，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生活反倒更有滋有味了。我的书房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父母会把所有他们去过的城市用记号笔圈起来，我刚上大学时记号还很稀疏，等到我大学毕业时地图上就已经密密麻麻全是圈了。他们说我是让人省心的孩子，这也许是因为我的消息主要是通过各种莫名其妙的（家长）群传到他们的耳中，而非由我本人告诉他们，自然是喜大于忧。而每每想到那张挂在我书房里的中国地图，我也不忍心把我这些年内心的挣扎告诉他们。
我的父亲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从数学系“转码”的一批人，但由于错过了互联网热潮，最终也没能吃上时代红利。这些年在杭州的摸爬滚打让他从很早就开始对我的未来做一些规划：高中的时候搞信息学竞赛、大学学计算机，都是他的建议 —— 他不想让我步他的后尘、吃他吃过的苦了。与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相比，有这样颇具前瞻性的规划，我无疑是幸运的。但同时我又是不幸的，如果说父亲的规划里有什么疏漏的话，那就是他培养了我对于数学的兴趣。编程当然是有趣的，可人一旦领略过数学那种纯粹的美之后，就很难再被其他东西所吸引了，而这是不幸的 —— 对数学的兴趣在学校以外的地方都是一种累赘、一种诅咒。
上大学之后，由于高中的竞赛基础，我学得异常轻松，几乎门门满绩。但在获得光鲜亮丽的绩点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怀疑。我开始去上数学学院的专业课，发现这比编程要有意思的多，不禁萌生了转专业的念头。可惜这个念头出现的太晚了。由于浙大没有降转这一选项，而我又来不及在数院保研推免之前修完所有专业课，只能选择考研或者出国。我知道我是读不起国外任何没有奖学金的硕士项目的，而我翻阅了数院过去几届的飞跃手册，发现申请国外纯数 PhD 的人屈指可数，且大有逐年递减的趋势，像我这样大三才转专业的申请者，更是从未有过。我最终只能放弃了这个风险极高的选择。
如果没有父亲当年对自我追求的放弃，恐怕我也没有办法在杭州这样一座大城市里长大、接受教育。而如果我也放弃自己的兴趣、努力工作的话，也许我的子女就能拥有我梦寐以求的自由 —— 就像那个在去 LAX 的飞机上遇到的女孩一样。可我始终没法理解，子女的快乐究竟是如何转移到父辈上来的：在我看来，子女的幸福永远不能弥补自己的遗憾。也许这就是父爱和母爱的无私之处吧。为此，我永远感谢我的父母，但我也知道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如果我想要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暑假里专注在申请和学习数学上，就不能够把我的决定告诉他们 —— 因为那会带来无尽的争吵。更何况，他们也不能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真正提供了实质性帮助的人是我的导师。和两年前相比，我申请纯数 PhD 的难度不减反增：我多上了几门课，但也长了两岁。但相比两年前，我多了一条退路，因为我准备瞒着我的导师做申请的事情，等拿到新的 offer 之后再跟他摊牌，而如果不幸全聚德，我则可以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当然，这是背叛，这是偷情，这是出轨，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
这也是他罪有应得。
最近两年，我时常觉得自己没有以前那么锋利了，许多事情忍一忍也就过去了。编程没有数学那么有趣，但也没有那么无聊，我已经为各种现实的考虑忍了整整五年了，如果要我再忍五年、再忍一辈子，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但去年 SIGGRAPH 投稿期间发生的事情实在是让我忍无可忍了……
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 —— 《爸爸妈妈》，李荣浩
2024.1.20 犹他大学，图形学实验室
“你们饿了吗？要不要点外卖？我请客。”博后师兄对我们几个留在实验室赶 DDL 的人说。
既然有人请客，那岂有拒绝的道理？更何况我这个时间还待在实验室全拜他们所赐。晚上九点的时候我的活就差不多干完了，在得知他们也快弄好了之后决定等一下蹭他们的车回去，毕竟坐公交车也蛮麻烦的。虽说盐湖城在北美属于比较安全的地方，但走夜路还是太危险了。
谁知道一等就等到了凌晨一点，最近一次问他们，得到的答复还是“快好了”。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百无聊赖的我开始在实验室里东翻西找。实验室的休息室里有一堆布满尘埃的书，那都是之前的老师留下来的。我不知道这堆书累积多少年了，而考虑到犹他大学悠久的图形学历史，这个答案既可能是五年，也可能是五十年。一些老古董让我印象深刻：一本号称“快速入门”但有足足 2000+ 页的关于 unix 操作系统的大部头；一本讲变分法和经典力学的物理教材；从第一版到第八版每一版的 OpenGL 手册，有些版次甚至还有磨损程度不同的好几个版本；一本 1992 年的 Computer Graphics，现在的人们对于期刊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反正提交论文、下载论文全是在网上，但二三十年前的人们可能真的会去购买这样一本一本的学术刊物来读。在翻看这本老古董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很久以前的论文都要求把图片集中在最后一页，也许是为了减少彩色打印的页数来降低印刷成本吧。
我一边读，一边感慨二十年前的图形学研究真的好干净、好简洁。一篇论文只需要做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就好了。再看现在的 TOG，动不动就提出一整个新的 pipeline，贡献点不凑到四五个不好意思往上投。
也许是这些书存放太久了，摸久了之后我的手很不舒服，于是我把书整理好之后仔细地洗了个手。一番折腾下来，他们还是没有把活干完的迹象。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毕竟我们都是同一个项目的，理应是共进退的，既然他们还在干活，我就应该想着去帮忙，而不是在这里游手好闲。
但是我不想再把手弄脏了。
回想起来，一切的导火索是导师叫我去复现组里之前的工作。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个学姐和一个学长做过这件事情了，他们都是完成过论文投稿整个流程的人，能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三个人前赴后继，搞了两个多月，还是没办法完全复现出之前论文里的效果，做出来的动画始终有 artifact。不得已，只能去问当时搞这篇文章的博后师兄，几番交流下来，发现实际的算法和论文中写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别看论文，文章里写的东西全是错的。谁会把真实的算法写在论文里啊？”
于是我们把论文扔了，根据师兄给的算法开始实现。结果还是有各种问题。最后干脆直接一行一行地把师兄的代码抄过来，结果还是很怪。甚至当我费了一番工夫总算把师兄这乱七八糟的代码编译出来后，也依旧跑不出想要的结果。到这个时候，我和师兄师姐已经很难不想到一块去了 ——
“这 pipeline 真的能 work？”
一切都说的通了。过去我们绞尽脑汁地思考我们的实现究竟哪里有问题，始终无功而返，而当我们反过来思考这个算法为什么不对时，却发现它简直漏洞百出。我们迫不及待地杀到老师办公室打擂台，然而导师的格斗经验还是太丰富了。
“你换个参数试试。”
“这个参数是很敏感的，多调一下。”
“XX（组里的博后）怎么就能做出来？”
“肯定是你们实现的问题。”
“你们不要来跟我 argue，把 demo 做出来就行。”
正当我还沉浸在这些令人恼火的回忆中的时候，师兄突然喊我过去，他正在进行论文的收尾工作，想让我看看几个 demo 还有没有问题。
“这些 demo 不是我做的。”
“不是你渲的还是不是你做的？”
“都不是。”
“这几个 demo 之前老师不是让你去做的吗？”
“确实，我做了几个，但后来没用我做的了。你去问一下 XXX 吧。”
发生了什么？这又得说回几个月前了。
做图形学的人总是没法避免学习一些奇奇怪怪的技能。之前有一个和动作捕捉相关的项目，由于用的是自己设计的动捕服，市面上没有成品，只能自己缝，我们实验室的学长就带着一个本科生在隔壁的动捕房里踩了一学期缝纫机。即使没有这些特殊的项目，大部分做物理仿真的学生也不得不学一个和学术本身无关的技能 —— 渲染。
渲染的软件很多，blender，MAYA 甚至 houdini 自己都带了渲染工具。这些软件操作起来大同小异，上手比较容易，难的是做出说得过去的 demo。渲染这件事情本身是需要由一定的艺术修养的，且不说怎么设置各个物品的表面材质，光是打光都可以学好久。
而我很不幸地没有这种艺术细胞。所以整个十二月我都在折腾同一个 demo，每次渲染的结果导师都不满意，反反复复重新搞了好多次，期间还伴随着整个 demo 从动画序列开始的重做。不过我心想反正第一次投稿老师的用意应该是让我熟练渲染的软件，做出来的 demo 肯定也不是最终论文上呈现的，就忍了下来。
“嗯，这个可以，美如画啊。”在迭代了不知道多少个版本之后，导师终于认可了我的渲染结果。
“话说这个应该不是最终的 demo 吧？”我问。
“这个就是最终的 demo 啊，你在想什么。”
“啊？但是我跑的这个代码都不是今年要投稿的算法啊？”
“差不多的。”
“那到时候实验的性能什么的也是用我的代码测吗？”
“那不是，等 XX 把 GPU 的代码写出来用他的代码测。”
“可是这样 paper 里的图片不就和 performance 表格里面的数据对不上了吗？”
“没有人 care。而且我觉得之前那篇文章的实现全世界估计就他一个人知道，我们可以稍微 overclaim 一点 performance。”
我好像知道为什么我复现不出来之前的工作了。
“你说我们为什么不雇几个技术美术来做渲染这件事情？我一个月的工资税前也有快三千刀了吧？我不相信做这么几个 demo 要花这么多钱。雇几个 TA 我就不用渲染了。”我有一次问师兄。
“要是雇几个技美，别说渲染了，你估计连代码都不用跑了。”
“你是懂的。”
为了避免将来的血溅到我的身上，当导师后来让我再稍微修改一下 demo 的时候，我只能说：
“我做不了。我不会做。你叫 XXX 重做一个吧，我可以把工程文件发给她。”
外卖到了。不得不说，炸鸡可乐这种东西虽然经常吃容易腻，偶尔吃一次倒是挺香的。加上晚饭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我顾不得体面、在实验室大快朵颐起来。
“你刚刚不是睡着了吗？”师兄问我。
“好像是的。不记得了。”
“你的作息还是太规律了一点。”
“难道你们经常工作到这个时候吗？”
“这才几点？我为了搞那个大 demo 过去一个月都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
“那你们的大 demo 做出来了吗？”
“没有呀！你没看 slack 里的消息吗？”
“你们真的直接用了 X 老师他们去年的 demo？”
“不然呢？要不你来做？”
当天到家的时候，已经将近三点钟了。打开电脑，发现导师还醒着，还在 overleaf 上改论文。这篇文章目前只有 literature review 的部分是我写的了。原本技术性的部分我写了三分之一，但现在也已经被改的面目全非了。一说到这个技术性的部分，回忆又涌上心头。
“ljy，你数学比较好，能不能帮忙证明一下这个碰撞处理方案是能 work 的。”
“啊？这要我怎么证明？”
“哎你随便给个结论就好了，没人 care。”
于是我捣鼓了两天，终于给出了一个还挺靠谱的结论。
“你这个结论不对啊。”
“怎么不对了？”
“你这里最后是说我们的算法没办法处理垂直碰撞的情况吗？”
“是啊。我在旁边还给出了两个具体的反例。”
“不行，你去给我搞一个没有反例的证明出来。”
“不是，你这算法就是有这个问题我有什么办法？”
“算了你别写了，你的证明我已经看懂了，我待会重写一下。”
Overleaf 的边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我对这个新“证明”的不满，但是没有人理我。我其实完全可以接受论文中没有这一节和这个“证明”，毕竟只要你把效果做出来就好了，理论上的正确性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放一个错误的证明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今天的觉恐怕睡不成了，我躺在床上，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恶狠狠地重复着两句话：
“这是一个下等的論文！”
“我宣布他已經不是我的导师了！”
2022.12.18 犹他大学食堂
当梅西走向点球点的时候，我已经紧张到没有办法观看直播了。食堂里一起看球的人此时也都不敢说话。
在世界杯开赛之前，虽然阿根廷队呼声甚高，自从一路拿下美洲杯、欧美杯冠军以来已经三十多场连胜，但似乎没有多少人看好这支球队夺冠。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爆冷输沙特更是给阿根廷的世界杯之旅蒙上了一层阴影。除了半决赛对阵克罗地亚赢得意外轻松之外，阿根廷的每一场比赛都跌宕起伏，决赛和法国更是在比赛时间内打出了 3:3 的名局。要知道在世界杯决赛这种关乎一代球员乃至一代球迷命运的场合，几乎所有球队都会选择保守的踢法。和这个比分同样惊心动魄的是比赛的过程：当阿根廷人在上半场打入两球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阿根廷的第三座大力神杯近在咫尺了，谁知道下半场姆巴佩仅用了 90 秒就将比分扳平；加时赛阿根廷再度将比分反超，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犯错送给了法国人一粒点球。这不禁让人想起以前阿迷圈子里流传甚广的一张表情包：
上一次看阿根廷队踢决赛，还是在 2021 年暑学期课堂上。其实自从阿根廷在 2018 年世界杯上折戟之后，大部分人都觉得梅西应该是没有机会在退役前拿到大力神杯了。那时候的阿根廷队青黄不接、百废待兴，老一辈的马斯切拉诺、罗霍在世界杯后纷纷退役，而新一代的年轻人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好苗子，中后场的问题非常大，攻击群也逐渐老化了。和现代化的欧洲足球相比，南美足球似乎已经在下坡路上一去不复返了。此役过后，我就在也没有再关注过阿根廷队。而自从梅西离开巴塞罗那之后，我也很少关注梅西了。
所以，当我在暑学期课堂上刷手机刷到阿根廷正在踢美洲杯决赛的新闻时，第一反映是惊讶。当我打开直播的时候，正好看到迪玛丽亚的挑射破门，阿根廷面对死敌巴西领先了。随后的比赛里阿根廷人在防守端表现出了异常的顽强，最终把 1-0 的比分保持到了比赛的结束。这是梅西在成年国家队收获的第一个冠军，而他上一次在国家队获得冠军还得追溯到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次同样是迪玛丽亚的挑射为阿根廷队带来了胜利。
对于梅西球迷来说，其实过去的五年并不好过：安菲尔德的山呼海啸、里斯本的风雨飘摇、科林蒂安竞技场的火药味、离队发布会的潸然泪下，一幕幕都是梅西球迷痛苦的回忆。
球迷支持梅西，当然主要是被其在球场上展现出的精湛的个人能力所折服。但对我来说，梅西最令我佩服的却是他的品质：他是一个难得的诚实的球员，一个纯粹为踢足球而生的人。在互联网上有许多梅西的盘带、突破、助攻、进球、帽子戏法、大四喜、一打二、一打三、一打四、一打五的集锦，永远也看不完，每次刷到新的视频，里面都有一些我从来没见过的片段。然而真正打动我的却是很久以前的一个视频 —— 《梅西，一个犬人，一个病人》，出自一个生活在巴萨梦三时期的加泰罗尼亚人：视频中梅西遭受了对方球员一次又一次凶狠的恶意犯规，其中任何一次如果梅西选择顺势倒地的话裁判都会对对方出示黄牌甚至红牌，但梅西没有。视频的作者用了一个贴切的比喻来形容梅西：他就像自己曾经养的一条宠物狗一样，每当主人扔出一块特殊的黄色的海绵时，它都会跑去把它叼回来，狗的眼中只有海绵，而梅西的眼中也只有足球。这是一种偏执，是病态，而梅西，是一个犬人，一个病人。（P.S. 这个视频在 B 站 上有搬运。不得不说，视频的原作者是我见过文笔最好的梅吹）
也许正如梅西希望别人评价自己的那样：他是阿根廷人，球踢得不错，是个好人。但做好人是有代价的。梅西身上，有太多不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品质了。我们不应该学习梅西的盘带技术，因为我们没有他的步频和天赋，并不能用他的方式轻松地过掉防守球员；我们不应该学习梅西的忠诚，因为我们没有他的能力和名望，当我们遭遇背叛的时候，没有人会轻易伸出援手；我们最不应该学习的是梅西的诚实与纯粹，因为尽管规则是用来遵守的，利用规则却是世界的常态，似乎不占便宜就是吃亏。在这个日薄西山的世界里，人与人的斗争常常让动物性暴露地淋漓尽致，我们用尽一切粗鲁的手段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轻易地突破着规则与底线，并且还心安理得、习以为常。在亲眼目睹这种堕落成为常态之后，我愈发觉得梅西是一个伟大的球员。但同时又为梅西感到遗憾，因为这样一位伟大的球员，却始终缺少一座最具分量的奖杯，如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梅西能够在生涯的末期拿到美洲杯，已经相对圆满了，没有人能想到在 2022 年梅西的油箱里还有这么多油，能够带领阿根廷的新生代们一路走到决赛。可既然走到决赛，球迷们又难免贪心起来，希望梅西能够拿下大力神杯，补上团队荣誉的最后一块拼图，也不负阿根廷人整整三十六年的等待，告慰马拉多纳在天之灵。
等我回到电视机屏幕前的时候，梅西和姆巴佩都已经罚进了点球，点球大战来到了第二轮。看回放发现梅西罚了一个又慢又正的点球，幸好洛里没有扑出来，也许是梅西已经捕捉到了他重心的提前移动。而阿根廷第二个主罚的迪巴拉又踢了个中路，洛里的脚差一点点就碰到了皮球，此时胆小的阿根廷球迷已经被吓死了，但洛里在这一球罚进之后心态同样也失衡了。在科曼和楚阿梅尼相继罚丢点球之后，比赛来到了赛点。在最后时刻手球送点的蒙铁尔站上了点球点，如果这球罚进，比赛将会结束，阿根廷人也将时隔三十六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而如果罚丢，阿根廷队仍然手握一个赛点，还有赢的可能。可一旦最终输球，蒙铁尔就会成为比赛的罪人，承受一个经济崩溃、政治混乱、迫切需要一个冠军来提振士气的国家的人民无尽的谩骂。
“助跑，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蒙铁尔，他顶住了多大的压力，才能在关键时刻一击致命……”
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赛里奥、巴塞罗那甚至马德里在此刻都化作了一片欢庆的海洋，泪水从相拥的阿根廷人的脸上划过，也从我的脸上划过……
这是成人世界里美好的童话故事。
2024.10.26 犹他大学图书馆
"I am currently a Ph.D. student in Computer Science, work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在申请季需要提交的所有材料中，personal statement 是令人头疼的。虽说我之前已经有过一次申请的经验，但由于那次申请只是走走过场，我并没有认真对待文书写作。当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竟然还会再申请一次。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的教程，发现并没有适用于我这样转专业的申请者的。既然如此，我可用的策略就只有一条了：保持诚实。说来忏愧，读博以来我就很少记录、反思自己的生活了，已经不记得上一次面对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时候了。
对我来说，PS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解释我退学的决定。在美国，博士退学远比我想象的常见，但依然是申请中的负面因素，毕竟没有谁愿意招一个可能会退学的博士新生。而在国内，退学则是一辈子的黑点。我很遗憾地发现，退学与否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被大部分人严重低估了。加缪曾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而我想我可以补上一句：对于博士生来说，真正严肃的学术问题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退学。To quit or not to quit, that is the question.
如果我只是单纯地想向 admission committee —— 而非我自己 —— 解释退学这一决定的话，我大概会恶狠狠地写下：
"I decided to quit because my evil supervisor has committed serious academic crimes and I want to maintain my integrity..."
可这是不诚实的。诚然，如果没有去年 SIGGRAPH 期间发生的事情，我可能现在还在兢兢业业地干活。但我见过太多读了一两年博之后渐渐屈服于游戏规则的正直的本科生了，我真的比他们更正直、更想正直吗？我的导师之于我退学的决定，就好像萨拉热窝事件之于二战一样，顶多是一个导火索，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把电脑合上，开始认真思考起来，这个问题的解答要远比写 PS 更重要。
“你现在还没退学吧？千万别先退学啊，至少得拿到新的 offer 再说吧。我给你写推荐信什么的都没问题的，只是觉得你计算机学得这么好，退学去申请数学系有点亏了。计算机和数学双博士，也不是不能读嘛……”前几天和本科老师交流申请的事情时，他这样和我说。
这倒是提醒我了，我退学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我没办法读两个博士。当然，虽然都是读博士，两者对我来说却有本质不同。CS 的博士更像是一种时间上的投资，用五年时间来换取教职道路的入场券。数学呢？我并不清楚我最终想要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想要学更多的数学。
可如果只是单纯地想学数学的话，非得读数学的博士不可吗？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看到一些有关民间数学爱好者的新闻，也许是快递小哥在阿里巴巴数学竞赛中获奖，也许是门卫大爷对某个定理的新证明得到了大学教授的认可，也许是某个学裁缝的中专学生……这些社会新闻满足了人们对于数学爱好者的幻想，也激励着无数数学爱好者在孤独中继续前进。曾经的我虽然不觉得这些新闻有足够的泛化性，却也或多或少抱有这样的幻想：数学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可以学的。但这完全不对。
有一次在和数学系转码来的学长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
“学数学哪里不能学，你工作了之后照样可以学。”
“怎么可能，下班都几点了。”
“我之前在 XX 实习的时候，隔壁的 XXX 每天七点半下班准时回家看数学。”
“妈的，合着七点半下班成福报了是吧。”
“七点半下班还不是福报吗？”
“要知道，我爸还在写代码的时候，一周只需要加两天班的。”
“周末不总共只有两天吗？”
“我说的是一周只有两天需要晚上加班。”
阻止人们学数学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身体的劳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过去的两年里，我都只能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学习数学：试想一下，你调了一整个下午的程序，依旧找不到 bug 在哪里，郁闷地回到家中之后发现还要做饭、洗碗，等一切琐事全都结束之后已经八点了，此时的你还有精力去啃一个个难懂的证明吗？绝大多数时候，我连游戏都懒得打开了，只想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很多人可能会对数学爱好者产生误解，认为他们在学习数学的每一刻都是感到快乐的。实际上即使是天才，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思考的过程总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痛苦的。我们之所以愿意承受这种痛苦，纯粹是因为在把一切都想明白之后所见到的种种奇迹足以让我们忘却之前的痛苦，而这种奇迹又是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见到的。可即使是最虔诚的信徒，也没办法突破客观规律的限制，在累的精疲力尽的情况下走完朝圣的路。
另一方面，数学也存在不同的抽象等级。微积分、线性代数也许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学，但近代的、抽象的数学就不太适合业余爱好者了。如果我们做一个类比的话，扎马步、打太极，对于武术爱好者来说可以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但练习降龙十八掌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即使学会，平常打两个小混混也施展不开来。降龙十八掌这样的武功，是专门为了武林高手之间过招准备的。同样，数学是解决问题的学科，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所学的数学是为了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而发明的，很快就会迷失在抽象的符号和概念中。业余爱好者在学习数学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也许他能够 line by line 地验证一本 GTM，但到头来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 他的脑海中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在指引他。不出一年，他就会忘了自己到底学了什么。把书上的习题刷一遍也无济于事，因为对于大部分 GTM 来说，即使习题也是很抽象的 —— 换句话说，你也不知道这些习题证出来的结论有什么用。在武侠小说风靡的那些年，不少沉迷其中的青少年都幻想过自己掉入某个山洞意外发现武功秘籍后成为武林高手，然而更可能的情况是，他即使捡到了一本武功秘籍，也完全意识不到这是一本武功秘籍。“这是什么，广播体操吗？”
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对那些虔诚的、严肃的数学爱好者来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职业能够完全满足他 —— 那就是数学家，而数学博士是成为数学家的必经之路。
这是世间最窄的独木桥：现代社会能孕育出无数的数学爱好者，却只需要非常有限的数学家，淘汰是很残忍的。这是因为数学 —— 最古老的学科之一 —— 已经逐渐发展到不能对人类社会做出任何直接贡献的程度了，研究数学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社会的负担。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我喜欢数学更胜于 CS 是因为数学“更有意义”，但事实恰恰相反，我最讨厌的 AI 恰恰是现在最有意义的学科，各种蓬勃发展的新技术在最近十年里变革了几乎所有的计算机分支、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而数学是最没有意义的 —— 也许对我有意义，但对世界没什么意义。学数学解决不了贫富差距，救不了不了劳苦大众。它只能救我自己。
已经有很多人跟我说过，而我也非常清楚：走数学这条路，几乎不太可能找到教职。更何况，这条路的终点可能也远不如我想象的美好。浙大的老师向我坦言：“数学中优美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绝大部分数学工作者做的事情都是很无聊的。”既然如此，退学这样的牺牲又有什么必要呢？在准备申请的这些日子里，失学的焦虑让我几乎每天都失眠，我甚至不敢带着手表睡觉，害怕明天一早看到统计出来的睡眠时长又不足四个小时，我的身体已经快要垮掉了。人生也不过三万多天，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认命呢？
大概是因为我别无选择吧。
我与数学系的博士生、教授们交流，发现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并不是为什么要选择数学，而是为什么不选择数学。他们已经不记得也想象不了生命中没有数学的日子了。They breathe math。热爱数学的人大多数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的一生注定是会经历无数幻灭的时刻的。随着阅历的增加，这个世界丑陋的一面展现地愈发淋漓尽致了。奖学金并不发给学者，学者并不在做科研，科研并不是为了人类的进步，这个世界可能连最显然的规则都不遵守。许多人觉得理想主义者是被幻灭所击倒的，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往往只有极度的失望才能孕育理想主义者，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光滑的平面，并没有理想国，并没有沂水春风的时候，他才能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因为一旦他停止努力，这些美好的东西就从他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只有他不断地向着风车发起冲锋，他的理想才能存在于那些永远到不了的彼岸。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骄傲地灭亡。
于是他默默追逐著/横渡海峡/年轻的人/看著他们/为了彼岸/骄傲地/灭亡 —— 《秦皇岛》，万能青年旅店
2024.2.17 天堂
是的，孩子们，我真的去过天堂。
从盐湖城南下到拉斯维加斯，一路上看到的风景大同小异，远处的雪山、雪山下的荒漠、荒漠里的风滚草，从盐湖城一直伴随我们到拉斯维加斯的城郊。这是典型的美国西部风光。
相比国内，美国的日常生活是相当无聊的，对那些生活在小城市里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也难怪人们总调侃美国博士生最大的娱乐活动是逛超市。在游戏《群星》中，一颗科研星球大概是这样建造的：把星球上所有的建筑全部改为科研大楼，留下一个区块造一个极乐广场增加居民幸福度。在我以及很多在美国西部小城市读博的中国留学生的眼中，拉斯维加斯就是美国一片科研城中唯一的极乐广场。
也许是期望太高，等我真的来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却发现它并没有我想象的“纸醉金迷”。不同国家的有钱人挥霍生命的方式不尽相同，我对于美式奢靡的想象主要来自于大一时读的小说 The Great Gatsby。然而，估计就连美国人自己也对那段历史非常陌生了。
“感觉不如深圳的 CBD 啊。”当我们的车还穿行在拉斯维加斯错综复杂的立交桥上时，师兄说道。
从建筑的外观看去，确实如此。甚至与深圳连成一片的 CBD 相比，拉斯维加斯的高楼大厦更加突兀。当夜幕降临之后，一旦离开市中心几英里，灯火就稀疏到甚至不能与天堂区的光污染抗衡的地步。拉斯维加斯的几座赌场，似乎就是在沙漠里拔地而起、凭空出现的，如海市蜃楼一般。
赌场的内部则更令我失望。除了威尼斯人赌场内的人工河和虚假的天幕有点意思之外，大部分赌场其实和国内的购物广场没有多少区别。更遗憾的是，我们最后也没有机会玩上两把，因为排队兑换筹码的人实在太多，而面对不需要兑换筹码的老虎机，我们一行人捣鼓半天都不知道怎么投币，反倒是在投币处发现了几个别人忘了拿走的硬币。就这样，我们成为了极少数以正收益离开赌场的游客，拉斯维加斯之旅也蛇头蛇尾的结束了。除了中午吃的一家 buffet 和赌城大道的夜景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东西。回到我们在雪松城住的民宿，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
“你们会打德扑吗？”
“我不会。”
“没事，学起来很快的。”
“我们有筹码吗？”
“随便找个东西代替不就行了。”
于是大家分头行动，师兄 A 去教不会打德扑的师姐，师兄 B 去翻找可以用作筹码的东西，开车的博后正在研究怎么把民宿的车库门关上。我站在原地无所事事，打开手机下意识地查看了今天的邮件，一封未读邮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紧张地打开它：
"Dear Jingyi, Unfortunately the applications in the U.S. ......"
我关掉了邮件，难掩失望的心情，不想再读下去。
“你们看这些餐具行不？”师兄 B 从冰箱里拿出了一捆餐具，刀叉勺各有二三十来把，我不知道房东为什么会准备这么多的刀叉。
“不够吧？最小金额的筹码不够。”
“不是还有牙签吗？”
于是一群人拿着东拼西凑的筹码，围坐在茶几前开始玩牌。我不怎么会打德扑，只在 22 年的暑假和高中同学们打过几次，用他们的话说，我“手很紧”，不喜欢下注。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每局只惩罚第一个破产的人，而我发现只要我永远不在大盲注和小盲注之外的回合下注，虽然一直亏钱，但肯定能撑到有人破产，这样我就不用受罚了。说白了，我跟他们打牌也好，玩桌游也好，主要目的也是叙叙旧，玩游戏的体验倒不是特别重要。
此时的我也没有心情打牌，还沉浸在刚才收到邮件的失落中。自从 SIGGRAPH 投完稿之后，我就一直研究在怎样跑路。可越想越绝望。按照我对自己怂逼本质的认知，我很可能会选择忍耐，等到到了 UCLA 之后再做打算。但在目前美国严峻的 funding 形势下，去 UCLA 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而如果去不了，我可能就要烂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学校里了。
如果直接重新申请呢？那我肯定没办法继续做图形学了，毕竟这个圈子太小，很难在不惊动我导师的情况下申请其他学校。经历了去年的事情后，图形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但问题是，我在离开图形学之后应该去做什么呢？我怎样保证这两年发生的事情不会重演呢？计算机的各个研究方向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吧。
当时我想去学图形学，是因为我错误地认为图形学比较“硬核”，会用到很多现代数学。这么想来，我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不干脆去学数学呢？但这个问题我从大三到现在已经想了很多很多遍了，始终想不到一条可行的道路。我开始 google “CS PhD 转纯数”，然而搜出来的结果全是如何从纯数转码。当然，如果你知道“词袋假设”和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的话，对这样的搜索结果就不应该感到惊讶。既然搜索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我就想不如直接问问最懂申请的人 —— 大学里的数学教授。于是我鼓起勇气，给这学期复分析课的老师写了邮件，问了问像我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去申纯数的 PhD。
然后我就收到了刚才那封邮件。
牌桌上，我和往常一样进行着我的龟缩战术，不到规则要求我必须下注的时候就不下注。终于把师兄 A 快熬破产了。可时来运转，他突然赢了一把大的，我瞬间成为了牌桌上最贫穷的玩家。压力迫使我必须要在接下来的几轮里面出手了，然而牌始终不好，筹码也越打越少。
中场休息，我们吃了点零食，随处乱逛的时候发现民宿竟然还有一个小院子。盐湖城的空气质量比杭州好多了，而雪松城的空气质量比盐湖城还要好，再加上没有光污染，夜空中全是星星。我想把这一切拍下来，却发现用手机拍不出肉眼看到的画面。鬼使神差一般，在关闭了相机应用之后我打开了邮件，即使第一句话就差不多包含了我所有想知道的信息了，我还是很好奇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Dear Jingyi, Unfortunately the applications in the U.S. are closed for this year ......”
看到这我突然意识到我原来理解错了邮件的意思。可能老师以为我想在 2024 Fall 入学吧。再往下读，我发现这其实是一封非常正面的邮件，给我的申请提了不少建议。信的最后，他说如果我的这学期剩下来的时间里表现继续和之前一样优秀的话，他非常乐意为我写推荐信。
"I am glad that you decided to join our department!"
回到牌桌上，我的牌运依旧很糟糕，基本没抽到过对子或者 10 以上的牌，再来两轮就要破产了。轮到我下注了，这把的牌还可以，虽然按照我以前的策略也没有好到足够我出手的程度。
我突然想到《权力的游戏》里奈德斯塔克的一句话：A man can only be brave when he is afraid。德扑总的来说是一个关于智谋而非勇气的游戏，但每次下注都必定伴随着失去筹码的恐惧，而这意味着勇气。当你有很多筹码的时候，你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必斤斤计较；当你的筹码开始捉襟见肘的时候，你难免开始精打细算、患得患失；而当你的筹码所剩无几的时候，就很难分辨勇敢和无奈了，因为对失去的恐惧已经不再强烈。勇敢也好，无奈也罢，我必须思考这是不是我这个倒霉的晚上唯一的机会了。于是我把剩下的刀、叉、牙签全部扔到牌桌的中央，平静地说道：
“All in.”
2025.1.28 家
我醒了，看了看手表，已经八点了，不想起床，但比困意更难熬的是饥饿，最终战胜饥饿的只能是懒惰。已经连续两周没有做早餐了，最近我都是跑到实验室里去偷吃隔壁组的 free candies 来撑到中午。但今天应该没有人会去实验室，SIGGRAPH 的 DDL 刚过，大家都处于放假的状态。
说到 SIGGRAPH，既然 DDL 都过了，那是不是也快过年了？我打开日历一看，发现今天正是除夕，再算一算时差，国内农历的新年就在一小时之后了。
这已经是我在异国他乡过的第三个除夕了，不过即使在国内我也许多年不曾回老家了，早已忘记了除夕该怎么过。去年的元宵节大家一起聚在博后的公寓里包饺子，可今年唯一会制作各种馅的学长和把大家聚在一起的博后都回国了，也没人有精力再组织什么活动了。
管它是不是除夕呢。我已经完蛋了。
就在两周前，新上任的特朗普宣布了 NIH 和 NSF 的 funding cut。我本以为这是他上任以来整的诸多狠活中不起眼的一个，和我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可伴随着 MathGRE 论坛上讨论这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多，我不得不关注起这件事情来。由于 funding 的减少，在 funding cut 之后发 offer 的学校都在邮件里明说了今年的 cohort 将会比往年小很多，甚至有 funding cut 之前发 offer 的学校正在撤回或者修改 funding letter。
去年在选校的时候，两位为我写推荐信的老师都说我被 Utah 录取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于是我就没有再申请别的学校来保底。可伴随着不少同学在这一周收到 Utah 的面试通知，我的邮箱还是没有任何动静，除了几封彩票校的脆拒。
如果真的全聚德了怎么办？我还可以继续读博，就当这一切没发生过。
但那还不如一死了之来的痛快。
此时的我多么希望穿越回过去，告诉自己不要为了省那么几百刀的申请费而去掉那些保底的学校 —— 他妈的，不喜欢买保险是吧。或者穿越到更早，告诉 Thomas Crooks 把枪口向右调整一点点 —— 当然，那样也许会遇到因为美国内战而前来阻止我自己的另一个时空里的我。
准备申请的过程已经耗尽了我最后的热情，支撑我前进下去的只有一个对未来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就连这个幻想也要彻底破灭了。想着想着，我的枕头又湿了，已经不记得是两周内的第几次了，也许它该洗了，也许它该扔了。但是我真的没有任何力气做任何事情，就连在床上翻个身都是那么困难。
许多人觉得自杀者往往是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就死了，但我觉得恰恰相反。真正心如死灰的人是没有行动能力的，他们连自杀都懒得动手。而我所知道的自杀者都是在极度清醒的情况下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们甚至有动力写非常长而细腻的遗书来告别这个世界。所以我从来不担心自己真的抑郁或者轻生，也许我的判断有问题，但我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无力改变现状的普通人，一个低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的人，一个救赎之路远比自己想象的长的人，而不是一个自杀的人。
只不过，悠悠苍天，何薄于我？
“新年快乐！”伴随着新年的临近，各个群聊也活跃起来，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位好朋友也发来了新年的祝福。我一边起床，一边回复着消息。突然，消息栏提示我收到了新的邮件，我打开邮箱，一封带附件的邮件就静静地躺在那里。
"Dear Jingyi,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cceptance into the prestigious Mathematics Ph.D. program at Georgia Tech..."
泪水顺着已经风干的泪痕又一次流了下来。
一次又一次只会用借口逃避/怎么你从来没对我彻底的死心/我有何德何能值得你珍惜/为何你对我有求必应
每次一想到你/像雨过天晴/看见一只蝴蝶飞过废墟/是那么的美丽/就像一个奇迹/让我从倒下的地方站起
—— 《蝴蝶》，陶喆
2025.4.30 盐湖城，中国城火锅
“在盐湖城吃的最后一顿大餐了。”我一边说，一边把自助的猪耳朵夹到自己的碟子里。这家火锅店的食材还算新鲜，但最好吃的却是他们的卤味。
“你之后还会回来吗？”
“难说，我不喜欢滑雪，盐湖城对我来说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不来看看我们？”
“多大脸啊你。不过如果你来亚特兰大的话，我肯定请你吃饭。”
我最后夹了几片龙利鱼，端着满满一盘肉回到座位上。原本实验室一周一度的聚餐如今来的人越来越少了，逐渐演变成了我和两位师兄的小聚，此时大家都忙着往自己的锅里加食材。
“清汤锅底？这么养生啊？”师兄说。
“吃火锅难道不是靠酱料吗？”我回答。
“你有想好暑假里干什么吗？”
“不知道，不过我在想要不要去某个小地方住一个月试试，研究一下你的躺平计划。”
“可以啊！我有好几个候选的城市，到时候可以发给你看看。”
“话说你当时是怎么算出躺平需要六百万这个数字的？六百万真的够用吗？”
“够的，我当时已经把通货膨胀都考虑进去了。不过要是生了什么大病的话，我就直接放弃不治了。”
“牛逼，等我退休了就去找你。”
“加油。到时候你就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比如学数学。”
“那倒不至于，说不定我那时候已经对数学感到厌倦了。这种事情还是趁我年轻的时候做吧。”
“你在美国赚六百万用不了多少年。可能三十五岁之前就能退休了。”
“三十五岁还不老吗？”
“你要是能活七十岁的话，人生才刚过一半呢。”
“倒也是。但我觉得你的计划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是什么？”
“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你觉得你毕业后工作五年就能赚到这么多钱，但是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万一等我们毕业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图形学的 research 岗位了怎么办？万一特朗普突然发神经把我们全部驱逐出境怎么办？”提到特朗普的名字，我警惕地看了一下周围，接着说：“万一美元对人民币的购买力一直在贬值怎么办？万一我们活得比计划中长以至于钱不够用了怎么办？我觉得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中但凡有一条出错，退休计划可能就要延期或者失败了。”
“那你还去学数学？我就是从数学系来的，要不是当初路过复旦的全家里发现连面包都买不起……”
“这不正是因为我觉得你的退休计划不靠谱么？”我赶在师兄又开始忆苦思甜之前打断了他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已经听了无数遍，就像祥林嫂和阿长的故事一样，初听觉得新奇，听多了也就无聊了。我接着说：“我这几年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人永远不能贷款许多年以后的幸福。两年前当我刚开始读博的时候，我觉得我之后一定要走教职这条路，一定要 tenure，但是我现在发现，如果我留下来，哪怕我最终拿到这个教职又能怎样呢？我还是不会快乐。人会变。世界会变。我能够掌控的事情太少了，我走过不少弯路了，我现在只想抓住眼前触手可及的一点点快乐。其他的东西，后面再说吧。”
锅里的汤又沸了，我把火调小。师兄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话说你们打算躺平的话，结婚生小孩之类的怎么办？”此前一直沉默的大师兄说。
我和师兄不约而同地摇摇头。
“结婚可以，小孩算了，现在教育的成本多高。”师兄说
“结婚也算了吧。爱情实在太难得了。”我补充道。
“人是一定要成家立业的。”
“这个我不同意，人的意义应该是自己定义的。”师兄说，我赞同地点点头。
“唉，我可太懂你们了，你们现在的这些想法我以前都有过。但我结婚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到处劝别人结婚的人。而且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读博士的人都应该生小孩。”
“这是什么暴论？”我感到又好气又好笑。
“是这样的，你想想看，读博士的人都有对事物的一种好奇……”
“是‘理应’有，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我打断了大师兄的发言，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笑了笑。
“嗯。养小孩这件事情会让你接触很多新鲜的事物，一个好奇的人都应该去尝试一下。”
“这恐怕不对吧。我一直都挺好奇西湖醋鱼到底是啥味道的，但我在杭州生活了二十多年都没点过这道菜。不是所有好奇的东西都非要尝试一下的。”
“还有就是结婚这件事情，你是不是觉得非要找到什么爱情。实际上这个是不现实的，我建议你最好随便找一个……”大师兄没有理会我的反驳，接着说。
“但结婚对我来说又不是什么必需品，对吧？”
“我就这么说吧，我以前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想的，如今他们三十多岁了，都在非常焦虑的相亲。”
“我们永远都不能在这些事情上达成共识，但愿我们都不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师兄像拳击比赛的裁判那样赶在争执进一步升级之前叫停了比赛。
人怎么可能不后悔呢？那条没走的路永远在诱惑着我们。我们所能做的顶多是避开那些必定导致后悔的选择。我看着两位师兄，发现我们的年龄几乎构成等差数列。我意识到这场对话并不如表面所见的那么简单，它不是三个人的对话。一股敬意油然而生，我举起手里的杯子，杯中的可乐和微微冒泡的火锅都映着我长期未修剪的、混乱的发型：
“敬不后悔。”